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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名人名家趣闻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471    更新时间:2013-11-6

 

篆刻名人名家趣闻 

何震刻印无讹笔

   文彭有个得意的学生何震,是安徽人。经常来往于当时的首都南京。他跟文彭努力钻研文字学,探究文字来源,使他确信如不深入研究文字的来源,是难以从事篆刻艺术的。所以他刻的印都正确无误,多半就是得力于老师的教诲和自己学问的功底,文彭得了“灯光冻石”,总喜欢自己落墨布置,再请何震镌刻。由此可见何震的刻印功夫了。传说从河南安阳出土的殷代类似印章的实物三件,为现在已知的中国最古的印章,印面只有一些实似的图案的记号,第四方为战国古陶文“甘司徒”。

文彭篆印

   文彭是明朝有名的书画家文征明的大儿子,他的弟弟文嘉也会书画。当时的社会习惯,刻印是被看作“雕虫小技”的,一般由专职工匠刻制,材料大体采用牙章。文彭喜欢自己设计篆印,然后交给一位精于雕刻的南京人李文甫刻制,据说文彭的牙章一半由李刻出。一次,他无意中遇到一位老人,赶驴驮着几筐半透明的“灯光冻石”,这是当时用来雕刻妇女装饰品的,他便出高价全部买下用作印材,从此“冻石”才初文人重视起来。

“大痴”和“小痴”

   明朝人汪东阳,因为获得了一方汉朝留下来的“汪关”印,就改名汪关。他家境贫苦,要坚持学习篆刻实在不容易,但汪关能刻苦努力,一面研究古文奇字,一面去攻汉印,刻得非常副真。据说把他的作品跟真正的汉印放在一起,连专家也难以分辨所以明朝末叶,许多大官及大书画家,都要请汪关治印。汪关与他的儿子泓如此痴迷于印章,父子俩便服两个绰号──“大痴”和“小痴”。

郑板桥的闲章

   “扬洲八怪”之一郑板桥的闲章别具一格,印文耐人寻味,很为人所称道。郑板桥为官清正,不会奉承上司,他虽是进士出身,却当了十二年的县令。所以,他在潍县任职时,书画上常盖“七品官耳”一印,显示了一个失意文人对封建权贵,、黑暗官场的蔑视和嘲讽。郑板桥还有“富贵非我愿”,“恨不能填满了普天饥债”,“直心道肠”,“二十年前旧板桥”等闲章。读者这些印文,一个不谋富贵、同情人民厌恨不平社会的书画家的形象就好象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废道人”不废

   清朝人高凤翰(也是“扬洲八怪”之一——因生病而右臂残废,才起了“废道人”的别号。他精于诗书画印。病后坚持以左手写字作画,而且还能刻印,他的印章,笔力、刀法都很雄健,郑板桥曾请他刻过不少印。他还特别喜爱砚台,每当得到佳砚,都亲自用左手雕琢,在上面题刻铭词,真是“废道人”不废。当代残手青年中也有刻苦学习书法、刻印的事迹。这对我们双手健全的青少年来讲,该有多大的鼓舞作用啊!

永不见面的知己

    吴熙载和赵之谦都是晚清杰出的篆家,虽然他们相互敬慕却一直无缘相见。赵之谦在一印的边款中刻道:“息心静气,乃得浑厚,近人能此者,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其推崇可见。数年后,年迈的吴熙载才在泰州读到魏锡曾带来的赵之谦印谱。赞叹余,当读到那一段文字时,两位艺术家的感情便交融在一起了。吴熙载热情奏刀以“二金蝶堂”“赵之谦”二印转赠赵之谦。吴熙载逝世后,赵之谦认真地为他的印谱撰写了长跋,精辟地评价了这位永不见面的艺术知己的成就。这二位杰出的艺术家的真挚友谊从在艺林传为佳话。

“晚学生”

    吴熙载从小时候起,对书法、篆刻艺术十分专法,到了晚年,却对写意花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怕年老力衰,也不因为自己当时书法、篆刻书相当名而自负,而是虚心地拜一个年龄比他小十岁的画家郑箕为师学画十几年,所以吴熙载曾刻有几方“晚学生”、“晚学居士”的印章钤于画上,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啊!

收了两个日本学生的篆刻家

   清朝同治到光绪年间,徐三庚的作品可算风靡一时,他刻印初学浙派,摹仿秦汉玺印,后来学习了邓石如、吴熙载的刻印风格,能另开面目,晚清时在江浙一带声望很高。当时名画家如任伯年等的印多出自徐三庚之手,就连日本的圆山大迂、秋山白等篆刻也不远千里来中国投门拜师,以至对整个日本的篆刻界也有很大影响。

少年时代的启发、鼓励

   吴昌硕出生在浙江安吉鄣吴村一个风景清幽的山村里,十几岁在私塾里念书时爱好刻印,书包里经常带着刻印工具,一有空就拿出来磨石奏刀。塾师怕他耽误功能总加以阻止,但他还是背着老师迷于刻印。吴昌硕的父亲也爱刻印,见此情况就加以鼓励指导,从此他对篆刻的爱好真可说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后来他能成为近代在国内外极有影响的篆刻家,显然是跟少年时代从父亲那里所受到的启发、鼓励分不开的。

勤学苦练的纪念

  吴昌硕幼时学习刻印,因为家境贫苦,困难很多。买不起石章,有时只能以砖头、瓦片等代用,偶而弄到几方石章就视同珍宝,反复磨刻,直到剩下薄薄的一片。没有印床,就用手握石奏刀。一次不小心刻伤了左手无名指,伤口很深流血不止,疼痛难忍。但他为了学艺,并不因此而放松刻印。后来伤口虽然结了痂,指甲却从此脱落不再重生,成了他勤学苦练的纪念。

丁敬的骨气

   清代杭州人丁敬自幼家贫,后以造酒为业。他不大肯求敢于人,终生不愿当官,而博学好古,到处搜集古代文物、珍本图书,因为见多识广,凡名迹到他后中能立辨真伪。丁敬的书记从不整理,卷籍堆积如山。他埋头考证并深入名山胜迹,亲手摹拓碑刻名迹。在篆刻上,他倡导学习传统,推陈出新,成为浙派的“西冷八家”之首,他不轻易为人篆刻,遇达官贵人求知,他也绝不肯随便答应,如果强求,他就痛骂一顿,弄得对方十分尴尬。

“不知贫穷为何物”

   西冷八家之一蒋仁,自幼过着贫穷孤独的生活,平时很少讲话、欢笑。终生不愿为求官而死读书。一生居住在祖传的两间屋子里,房屋倾斜破落,不能阻挡风雨,但他爱好的书籍尽在身边。生活尽管那么朴素,但他热衷于金石篆刻,沉浸在艺术天地里“不知贫穷为何物”,终于学丁敬而自成一家。同丁敬一样他也不喜欢接近有财有势的权贵,一般人难求得他的印,五十三岁死后因无子孙,作品大多散失,故传也作品十分稀少。

篆刻汉印两千方的钱松

    杭州人钱松,也是西冷八家之一。擅长书法、绘画,爱好金石文字。为了学好篆刻,曾摹刻汉印两千方,可见其基本功之扎实了。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领悟了前辈的艺术风格,加以继承发扬,最后自成一家。人们称赞他为丁(敬)黄(易)以后的第一人,说即使明朝文(彭)何(震)在世,也望尘莫及。

苦学成名的邓石如

    清朝大篆刻家邓石如,幼年因极其贫困而失学,仅九岁那年随父亲在私塾中读过一年书,以后读书的事便让给弟弟,而一切粗重农活都压在他肩上,读书学艺只能偷闲,十分刻苦。他父亲是个,民间艺术家,因性情孤傲,终年只在远近教书,有时离家谋生达三年之久,父亲年老了,邓石如就接替父业,奔走四方,卖艺为生,以负担全家八、九人的生活。后来寄居南京梅之家,遍览梅家所藏的古籍、金石文字,又访问各地收藏家,终于在书法上成为清代第一篆隶名家,并把书法功力融之于铁笔,成为有很大影响的篆刻大家。

带了南瓜师父

    清朝乾隆年间的一个夏天,一个风尘仆仆的年背着两个大南瓜,来杭州拜金石名家丁敬为师,这件事在城里传开了。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成为浙派篆刻名手的张燕昌,他的一片真诚终于感动了年过六十的丁敬,因此破例收下了这个学生,给予悉心指授。张燕昌家境贫穷,他的家乡浙江海盐,一无名师,二缺资料,但他天资聪敏,自幼刻苦读书,能是记千言。以后曾不畏艰险,渡海去宁波观摹“石鼓文”拓本,回家朝夕苦练,把自己的书斋也取名为“石鼓亭”,还搜集了几百种金石资料,写成《金石契》一书。

多灾多难的青少年时代

    少年时代的吴昌硕在父亲的熏陶下,虽然想在艺术上施展才华,但动乱的晚清社会并没有给这位天才提供好机会。十七岁那年,兵荒马乱加上天灾,吴昌硕的空家乡遭受灾荒,全家在逃荒中失散了。吴昌硕父子流落到安徽、湖北,有三年没有吃过米饭,只能以树皮草根为食。直到他二十一岁那年夏天,父子俩才回到了阔加近五年的家乡鄣吴村、这才知道祖母、母亲以及夫人章氏都已亡故,哥哥也因贫病交加在动乱中死去了。但性格倔强的吴昌硕并没有在巨大的悲痛中消沉下去,他发愤学习,第二年参加县里乡试,第三年即二十三多岁时,他对书法篆刻及金石之学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开始了艰苦的艺术探索。

明月前身

   吴昌硕十九岁那年,妻子章夫人在战乱中逝世了,他承受着巨大的悲哀,十年后才与归安菱湖镇施氏夫人结了婚。他是一个重情义的人,对前妻的怀念之情始终难以磨灭。四十一岁那年,他在苏州寓所梦见了分别了二十多年的妻子,曾有《感梦》一诗记之。又是二十五年过去了,吴昌硕已经是六十六岁的老人了,1909年章夫人再一次与他相会于梦境,带着对亡妻深深的悼念,吴昌硕刻下了“明月前身”一印,并在印侧造章夫人背影像,款文曰:“元配章夫人梦中示形,刻此作造像观,老岳记”。

“一月安东令”

   吴昌硕醉心于钻研与书法、篆刻有关的文字学,却对当时一般人视为“敲门砖”的八股文毫无兴趣。二十二岁时,在县里学官的迫促下才勉强去应了一次考试,中了个秀才后就决心不再赶考。到了五十三岁那年,曾被人荐为江苏安东县令,因为不会逢迎上司,更不会欺压百姓,只任胜一月便毅然辞官,专心致志从事艺术上的深造。为此,他三次刻过“一月安东令”,这与郑板桥的“七品官耳”、赵之谦的“为五斗米折腰”一样,都是用以发泄胸中郁勃之气的。

为了把印刻得更好

    吴昌硕为了熟练地掌握文字变化的基本规律,把印刻得更好,很重视文字学。同时中年以后又结交了许多金石鉴赏和收藏家看到了历代大量的彝器、玺印、权量、诏版、泉币、封泥、碑帖、印谱等,大开眼界。他认为杰出的印家首先应是杰出的书家,学篆刻要从篆字上下功夫。所以他数十年如一孜孜不倦地临写石鼓文,竟把他的学生赵古泥送给的一个石砚都磨穿了,后来为了更好探索古人的艺术成果,还节衣缩食购置一些汉砖、瓦当之类价谦的古物,每天摹写研究,使他的篆刻创作充入新意,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造屋”和“人体”

   吴昌硕刻印极重视章法,而且把它比之为“造屋”。他教育学生,在动刀之前,必须打好完整的图样,设计一下何处为厅堂、侧屋、何处开启门窗,一一部署得当才可动手建屋。他又将一方印章比之为“人体”,要求肢体,躯干配置得当,全身血脉精气尤应贯通,防止畸形呆滞,甚至半身遂。所以他作印前必反复构思,一再起稿,有时易稿多达十次,直至满意,才写到石上去。

吴昌硕和赵石的故事

    吴昌硕非常珍视青年人习艺的积性,由于自己也出身清寒,所以对贫苦好学的青年总是乐于帮助,尽可能使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所当他认识了一个在药铺里当学徒的青年人,他爱好刻印却苦无人指点,所见也不广。吴昌硕见到他的篆刻作品,觉得这青年很有才华,除恶心传授刻印要领外,还介绍他到老友沈石友家中去学艺。沈家收藏极富,这青年在沈家住了几年,艺事大进,经过长时期的刻苦钻研,终于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他就是著名的篆刻家赵石(古泥)。

一方用钉子刻成的印章

    认识篆刻家吴昌硕的人,谁不想珍藏一方他刻的印章作为纪念呢?一次,吴昌硕的老友朱砚涛在酒宴之后,拿出一方白芙蓉佳石求他当众治印纪念。可是吴昌硕没有带刻刀,不知哪一位灵机一动,取来一枚大铁钉要老先生试试,只见吴昌硕一思索,便挥“刀”刻了起来,顷刻之间就刻成了一方不同寻常的佳作,接着又用剪刀在印刻下几行苍劲的边款文字,在座的客人无不赞叹吴昌硕炉炎纯青的艺术手段。

吴昌硕篆刻的代刀人

   篆刻不比书画,对目力、腕力的要求更高,篆刻家年迈后、往往就力不从心,只能望“石”兴叹。吴昌硕年迈后,因病臂加上眼花力衰,对别人的要求只能婉言谢绝,但碰到到执意求刻者人情难却,就只好由人代刀了。大约吴昌硕七十多岁后,由于臂痛握刀困难,刻印逐渐借助别人,他的学生徐星洲和第二个儿子吴涵(藏龛)以及方仰之为主要代刻人,一般由吴昌硕先生在石面写好篆字,再交代刻者,最后自己修饰,边款则亲手完成。曾有人在上海古董店见吴昌硕委托方仰之代刻印的书笺,可见上述的说法是确实的。甚至还有人说吴昌硕的夫人施酒(季仙)也为他代过刀呢!

“槐堂”与“俟堂”

    陈师曾在日本留学时,与鲁迅同在弘文学院学习,后又同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常一起在公余到硫璃厂搜集金石碑刻片。师曾先后为鲁迅过几方印章,一次师曾赠一方石章送给鲁迅,并问刻什么内容,鲁迅说,你叫“槐堂”,我就叫“俟常”吧。后来,鲁迅出版过一本碑刻、画像砖文的集子,就叫“俟堂砖文杂集”。原来,当时部里有人想排挤鲁迅,“俟”即安静等待之意,表现了鲁迅对这批专门倾轧别人的官僚们的蔑视。

赵时枫的“特健药”

   从事艺术劳动的人,在艰苦的创作同时,往往也获得了精神是最大愉快,至于艺术珍品给欣赏者带来的精神享受就更不用说了,这种享受带来的好处或许超过灵丹妙药,于是人们就自然地把绝妙的艺术作品作了一个比喻-“特健药”,赵时枫就用这三个字刻过一个印章,是仿汉玉印的白文,刻得稳健流畅,充分显示了作者精湛的艺术技巧,欣赏这样的杰作,不也象服了一付“特健药”,使人精神一爽吗?

还是自己来刻!

   齐白石三十二岁,那年他的家乡来了一位号称是称篆刻名家的文人,求他刻印的人很多。齐白石也拿了一方寿山石去求刻名印。过了几天去取,此人退还石章说:“磨磨平,再拿来刻!”白石见石章光滑平整;但既然这么说,只好磨了再拿崐去,那人看也没看,随手搁在一边。又过了几天去问,仍退还石章,倨傲地最白石回去再磨,白石气愤之下,收回石章,决心自己学刻印,并当夜用修脚刀刻成一方印。从此他不断向友人请教刻印方法,并参用雕花手艺,慢慢地学起篆刻来。

齐白石学刻印

    木匠出身的齐白石,三十多岁时,已成为民间画匠能以绘画为业了。他爱好刻印,一次他看到著名篆刻家黎微刻印,就向他学习,他问黎的弟弟铁安说:“我总刻不好,怎么办呢?”铁安对他戏说:“你呀,把南泉冲的楚石,挑一担回去,随刻随磨,刻它三四大盒,都化成石浆,印就能刻得好了。”齐白石一听,就发愤努力,常常弄得东面屋里浆满地,又搬到西面屋里去刻,正是这样的刻苦努力,使他后在篆刻艺术方面达到很高的水平。

“鲁班之子”

   齐白石从一个能干的木匠自学成长为优秀的画师,后来又成为中外闻名的大画家,可是他没有看不起木匠的意思。他爱劳动,也爱劳动人民,木匠这个一般人视为下等的职业他却是很喜欢的,所以他专为自己刻了“鲁班之子”、“鲁班门下”、“大匠之门”、“木人”、“木居士”等印章钤盖在自己的画幅上,他在为自己曾做过木匠而感到骄傲呢!

齐白石与陈师曾的友谊

    陈师曾是一位极有才能的早逝的金石书画家,(享年48岁,梁启超把他的早逝比为中国文化界的大地震)因学吴昌硕自号“染仓室”,与鲁迅、齐白石都有很深的友谊。当年齐白石在京卖画,价格比一般人便宜一半也很少有人来问津。后来陈师曾力劝他自出新意,改革画法,并亲带齐白石的作品到日本举行画展,终于轰动中外,作品全部售空。两人在艺术上相互切磋,共同提高,所以齐白石有“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的诗句赞他。

“不能死守一家”

   刘淑度在北京女师大读书时,由李苦禅介绍,拜齐白石为师学篆刻。齐白石对这个女弟子要求很高,除了要他学习秦汉玺印及赵之谦、黄杜甫等名家印外,还对她说:“你现在做我的学生,当然要跟我学,但你不要光学齐白石而把把齐白石学死。”白石老人要求她“博采众长”,“不能死守一家”,这道理,对每个学艺的人都有一定的启发吧!

黄宾虹“偷”临印谱

   我国现代著名国画家黄宾虹,幼年时候,在他父亲与另一启蒙老师影响下,就很喜欢书画篆刻。他父亲藏有一些丁敬、邓石如的印谱,但觉得他年幼还小,往往只给他看一下就收回书籍。黄宾虹十一岁那年,趁父亲外出的机会,偷偷取出印,化一个时间,精心临刻了邓石如的印章十多方。父亲回来看到这些临刻作品,开始还不相信是儿子刻的,直到看见他当场奏刀,才惊呆了。

画家不必三绝,而须四全

   这是已故著名画家潘天寿的话,意思是作为一个画家不一定能做到诗、书、画登峰造极,但必须诗书画印四全,强调了印章的重要性。潘天寿幼时家贫,曾把压成方块的粘土晾干后刻印,又以炉灶里烘烧以增其硬度,为不使泥块太吸油,又设法薄涂一层熔化了的石蜡。年轻时曾得到吴昌硕的热心指导。当他在浙江省立一师求学时,就参加了校内的篆刻组织--“寄杜”,当时他刻边款都署名“天授”。抗日战争后为集中精力专攻绘画才不常作印。

“咬得菜眼,百事可为”

    金石书画家钱瘦铁,无锡人,早年在苏州某刻碑店当学徒。那时金石家郑大鹤常到该店裱碑贴及其它拓片,瘦铁常去郑家送裱好的拓片。大鹤喜欢他诚朴好学,也就循循加以诱导,又介绍他和吴昌硕、俞语霜认识,有了这三位名家作老师,他更刻苦学艺,取三家之长而化成自己的面目,他刻过一方印,“咬得菜根,百事可为。”很能看出他的刻苦精神。

钱瘦铁智救郭沫若

    日寇侵华前夕,钱瘦铁与郭沫若同在日本,因郭老联络留学生进行革命活动,日警准备拘捕,被瘦铁探知,并买好船票,备好西装,约郭老穿了浴衣在门口闲跳,当预约的小汽车开到门口,乘人不备就把郭老带走,换上西装,辗转乘加拿大邮船,化名杨伯勉回国。日警后来怀凝瘦铁而拘禁了他,他在法庭上坚不下跪,并抓起铜墨盒向法警掷去,为此判刑五年。由于日本人相助,三年半后提早释放归国,而他的画名在日本大振。一九六三年国庆前夕,瘦铁应邀到北京郭老家作客,故人重逢,瘦铁欣然为郭老刻印二方,其中“鼎堂”一印由郭老篆字,瘦铁刻石,成为二老数十年友谊的结晶。

以“粪”为名

   粪总被认为是秽物,有谁会想到邓散木会取名为“粪翁”呢?他还把书房名为“厕简楼”、自号“厕简子”、其实他取的是“粪除”也即“涤荡瑕秽”之意。当时,社会上不少人觉得他用“粪”字署名似太不雅。一次某富商来求字,声明报酬从丰,只要署名改掉“粪”字。邓散木当即拍桌大骂,不客气地把他逐出门外。有人出巨资求他为亡母写墓志,也求改署名,邓散木说:“天下好听名字有的是,你何必来找我?我固然贫穷,宁肯吃不上饭,要我改掉这‘粪'字,办不到“!

日光节约

   邓散木一生留下五十多印谱,五千多方印拓,这是与他长期勤奋努力分不开的。他常实行“日光节约”,将时钟拨快一小时。请看他们学习时的日课:“上午六时临贴,七点作书,九时刻印,十一时读书,下午一时刻印,三时著述,七时进酒,周六和周日下午会客,工作时间恕不见客。”工作之余,他黎明即起,磨好一大砚池墨,书写到日出方进早点,这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

“白头唯有赤头存”

    一九五七年,邓散木困上书批评文化部不重视书法篆刻等等,被戴上了“右派”帽子,五年期间他三次住院,二次大手术,一半时间卧床,精神上、生活上压力极大,但他刻了一方印:“白头唯有赤心存”,并且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就坚持写字、刻印、读书、即使无人给以出版他还是写了不少书稿、字贴还继续热心通信,口授,向后辈传授书刻艺术。六十岁时,邓散木又因血管堵塞截去左下肢后,就署名“一足”,隔年又因胃瘤动了大手术,当时他连举筷子也困难,但还是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苦练左手握笔,用锤凿印,刻下了“谁云病未能”一印。他忍着病痛,把生命最后的光和热无保留地贡献给了他终生热爱的篆刻艺术。

张鲁庵和“鲁庵印泥”

    张鲁庵青年时从著保篆刻家赵时为师,搜有秦汉及名家遗印一千五百多钮,印谱四百余种,善制刻印刀,尤其是研制出名闻中外的“鲁庵印泥”。优良的印泥对篆刻家来说,会使作品精神倍增。为了制出高质印泥,他高价添置设备,以手工研,搓艾,制油,道道工序严密进行。还邀化学师合作,前后作了五十多次试制,故“鲁庵印泥”色鲜历久不变,钤出印文有立体感,很少受气温影响,连钤数十方印面字口不糊,历久不霉烂硬化,专家们都以能得到一小盒他手制的印泥为乐事。他病逝后,家属按遗嘱将他所藏印章印谱全部捐献西泠印社,受到人民敬重。

来楚生的“刻瘾”

    来楚生刻印宗吴熙载、吴昌硕,上溯秦汉玺印。七十岁前后风格突变,朴质老辣,雄劲苍古,佳作成批涌现。学生张用博一年前买了两方质尚好的石章,原想自刻,故拟好了印文内容,用纸包好后搁置一边,后又原封不动地送给了来重先生。一九七一年二月,来楚生因“写字厌倦”,突然“印瘾”大发就到处找石头刻印,不仅把这两方印按纸内拟写的印文刻好,写信把印拓寄给了张用博,还对他说,你弄些石头来,我给你刻好一批吧!用博闻之大喜,当天就搜集了二十多方,他选出十多方,一周后全部刻好,这就是来楚生在七十年代大量刻印的第一批印章。

凿子刻印

   来楚生是当代诗书画印俱擅的在家。他治印除了用好刀刻之外,还采用敲、击、磨、刮等多种主法来辅助印章的成功。他的印不仅构思奇特,对工具的采用也常常大胆设想并加以试验。七二年春节的一天,他与学生张用博在闲谈齐白石刻印的风格时说:“白石的白文线条一边光一边毛,他是木匠,说不定早年是用凿子刻的。”用博问他要不要试一试?这下,引起了他的兴趣,笑着说:“好啊!"?用博高崐兴地到市上买来了一把三分左右的小号木工凿子,来楚生拿在手里掂了掂果真试了起来。右边的印就是用凿子刻成的,如果与其它印相比,刀法上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便是凿子的效果了。

大江南北访宝库

    著名金石家,古文字学家罗福颐在十年浩劫中也横遭批抄家,最后下放湖北农村干校劳动。“四人帮”崩溃后他已七十多岁的老了,为了抓紧余年为祖国多作贡献,他觉得不能“坐井观天”,“犹疑不前”,便主动要求到全国各省市去调查玺印。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O年间,他不辞辛劳,走遍大江南北,在十五个省市中访问了二十七个博物馆和文化机构,采集到古玺印资料近万件,藉以补充了他为故宫博物院编的《秦汉南北朝官印汇存》等书。

自谦“不是学者”的学者

    罗福颐自谦在年青时期,虽曾有做个学者的梦想,因上半生历经沧桑,屡遭困厄,而“致今日老朽学业地成”觉得要做个真正的学者,“未免太不自量了”。其实根据不完全统计,他的著作有一百二十多种(其中书七十二种,文章五十多篇)。除了在古文字、古玺印方面的研究外,他的研究领域还旁及古尺度,古量器、古医书、明清档案,西夏、辽、金、元、少数民族文字,以至石刻,墓志、汉魏石经,战国到汉代竹木简,甚至出土的古代银锭也都著文研究。罗福颐是一位有具才实学的、把一生献给祖国古文化事业的学者。

原来是殉葬品

     历代玺印数以万计,品类繁多,对于古印的各种用途说法往往牵强附会。罗福颐经过反复考证找到了确切的根据,作出了新的结论,即秦汉魏晋官印大半是古人殉葬品。例如长沙西汉利仓墓出土的“长沙丞相”、“ 候之印”印文草率率急就,经他考证是长沙酷署急于凿印随死者入土之故,又如汉印中有一种独特的上署官职下附姓名的官印,过去一直不明用途,现考证为当时中下级官吏殉葬专用之物,还有传世的一些所谓多字的吉语印也属殉葬品。罗福颐以他渊博的学识,严谨的科学态度解决了古玺印研究中的不少重大课题,他的卓越贡献和治学精神是值得赞扬的。

不能让知识“与生俱尽”

    罗福颐沉痛地感到某些学者研究面很广,也很有心得可惜不愿动笔著述,结果使其一生知识”黄土埋幽,与生俱尽“,觉得人生不过百年,生命有限,要抓紧把一点一滴的经验写下来传给后代。早在二十岁不到时,他便精摹古玺印文字集成《古玺汉印文字征》给篆刻者带来了方便。他又说,故宫有二万多方古印,如不把历代古印的钮制摄影以示后代,则古印资料就永远幽闭深宫,与研究者见不了面。所以他从文字上、钮制上把传世的隋、唐、宋、辽、金、西夏、元、明几个朝代的印章加以整理,照出图谱,以便后代通过图谱,校核实物,即可判别这是哪一朝代的遗物。当我们今天面对罗老的各种著作的时候,就似乎感动他那颗对;祖国对人民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一切赤诚之心在跳动。

王个簃的苦学精神

    上海画院副院长王个簃年轻时敬慕吴昌硕的书画篆刻艺术,特地从他家乡海门到上海求艺。后来得吴昌硕的学生刘玉庵的推荐担任吴昌硕之孙吴志源的家庭教师,这样他就得到了与吴昌硕先生朝夕相处请教学业的机会。在吴家的几年中,王个簃十分珍惜时间,学习非常刻苦,晚上总是在十二点钟以后睡觉,清晨即起,虽然很累,但精神上极愉快。由于他的努力,终于在诗书画印方面为他终生的事业奠定了基础,终于成为现代著名的书画篆刻家。

“没有学识什么都弄不好”

    钱君陶是当代绘画,书法、篆刻、音乐、文学,书籍装帧等方面较全面的艺术家,出生在浙江桐乡一个贫寒之家。童年就爱用泥土塑玩具,入学后又常用透明纸勾描香烟牌子为乐。由于多次跳级,文学基础较差,工作后写的信文字欠通,还有错别字。丰子恺老师批评他说:“如果没有一定的学识,什么都弄不好”。从此他埋头读书练习文法,甚至把一本字典全熟练地背出来,终于自学成为一位能吟诗作画的多才多艺的专家。

钱君匋二刻《鲁迅印谱》

    钱君匋青年时,得到鲁迅的热情关怀与启示,为了表达他对鲁迅的景仰,一九七三年,他把鲁迅的134个笔名及32个名号刻制成谱。不料遭到“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的敌视。一九七四年三月,他人们以审查为名,派人查抄了石章、印谱,审查他的朋友、学生,把他本人也横加审查了一百多天。隔离审查结束后,他怀着满腔义愤,冒着危险,又偷偷地重刻了一套《鲁迅印谱》,作为对“四人帮”无声的抗议。直至“四人帮”倒台以后,广一东湖南两地,才分别先后出版了这两套印谱。

    西泠印社《印藏》的由来

杭州西泠印社,有一处刻着“印藏”二字的石刻,下面还刻着一段短文,这就是当年珍藏艺术在师李叔同金石印章的地方。李叔同就是中外闻名的弘一法师,他早年留学日本,在音乐戏剧、文学等方面造诣精深,书画篆刻尤为人称道。但在黑赠暗的旧中国,他怀才不遇,终于在1918年出家为僧,临别,他将平生所刻的部分印章赠给西泠印社留念,印社就为他封存于石壁之中,题目:“印藏”,以供后人瞻仰。解放后,为了很好地保存这些印章,才全部起出,另行珍藏,而印藏刻石仍嵌原处,永作纪念。右列二印就是当年《印藏》的藏印。

西泠印社

    一九0四年,金石家丁仁、王褆、叶为铭、吴隐等在杭州发起组织一个研究金石书画的学术团体。经过十年筹备,于一九一三年正式成立,定名“西泠印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公推著名篆刻家吴昌硕为社长。印社先后拥有社员一百余人,日本著保篆刻家河井仙郎、长尾甲也远涉重洋赶来入社。印社每年清明、重阳集会,成为研究金石篆刻的学术中心。

日本人与印章

    日本人民有一种习俗,即把自己的名字请名家或巧匠刻在一颗较好的印石上藏于家中。据说能使万事须利,家运隆盛,故称“开运印鉴”或“吉相印章”。且尺寸规定,男女有别,印材的使用还得按年龄配置,不能随意挑拣。刻一方“吉相印”要比一般印章价钱贵得多,但日本人认为,印章刻得好坏会影响命运,为交上好运,这方印章总得多化点钱刻好它。